先进事迹

我于1978年2月考入山东师大外语系，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届考试录取的大学生（77级）。此后30年来，我一直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大学教师这个平凡的岗位上，我经历了曲折而又欣慰的发展历程。
    我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小时候由于家里人口多，生活比较贫困，但贫困的生活也使我产生了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而改变命运就必须靠奋斗。我这个人的智力因素并不算强，但生活的磨练却使我获得了较好的非智力因素。记得1971年，我在中学时，我的中学老师教我们英语，那时候学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段语录时，老师在讲述完单词和语法之后，给我们讲述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她说：在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3－4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才能养活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一个农民一年的劳动可以养活50个美国人。我们一定要学好外国语，把国外的先进技术介绍进来。就是当农民也要当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我的中学老师的这段话给我带来了震撼性的终生启示，我也由此而喜爱上了英语学习。
    中学毕业后（1973年1月），由于国家不分配，我只能在家待业。在长达两年的待业期间，我一方面出去干些临时工，例如，修马路、装卸工、砸石子、拆迁房屋等，同时，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和机会学习英语，有时候还经常到老师家里去请教，由此而奠定了英语学习的基础。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月，我每天要求自己记住100个英语单词，突击了一个月，居然记住了大约3000个单词。尽管那时候我还不懂心理学，根本就不知道记忆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即遗忘的规律是先快后慢，因此复习时要先密后疏），但从那时起，我就已经能够借助词典阅读一些英文的书刊了，真是从心里感到了一点学习的乐趣。
    1974年，我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当上了知识青年。在农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为生产队养猪。在生产队和公社的支持下，我运用书本上学到的有关知识，尝试发酵饲料、夜间喂食等多种饲养方法，使生产队的猪从十几头发展到100多头。1975年底我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济南市优秀下乡知识青年。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事业心给我带来的人生价值。
    1976年，国家开始安排知识青年回城，我也于1976年初回到济南，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在两年的工作期间，我始终铭记我的中学老师那句语重心长的话语，“就是当农民也要当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我努力工作，勤奋学习。除了学习建筑工作的有关业务知识之外，我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始终保持对英语学习的强烈兴趣。1976年5月我担任了建筑公司的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委员，同年12月任第一施工队党支部书记。并在济南市团委参加团干部培训和区委党校学习。这些从事领导工作的经历极大地锻炼了我，增长了我的政治敏锐性和对马列著作及其他哲学著作的兴趣。1977年9月国家下达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有关文件，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高考，没想到我竟然考中了。这又一次让我体会到，做任何事情都要坚持不懈，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有所收获。机遇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1978年2月，我进入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恢复高考后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的同学大都有过工作经历，因此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活。在4年的大学生活中，我连续4年担任77级2班的班长，我亲眼目睹同学们如饥似渴的学习劲头，有的每天挑灯夜战，有的每天早上顶着星星起床。那种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掌握在脑子里的强烈的学习欲望，至今回想起来，仍使我感慨不已。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被分配到山东师大教育系工作，因为这个系是文革之后重新恢复建系，从1980年开始招生，急需教师。从此我开始了作为我的学术生命的心理学专业的学习。同时，我还担任了我国著名心理学家章益教授（1901－1986，解放前复旦大学校长）的助手，跟随章益老的研究生共同学习，并且帮助他处理一些学术上的事情。从这位学识渊博、和蔼可亲的老先生身上，我学到的更多的是做人和治学之道。章益先生那种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为我以后的学术之路产生了深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1985年，我考取了北京师大心理学系的硕士研究生，跟随李汉松教授从事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在北京就学期间，我不仅跟随导师学习，还积极联系北京大学、中科院心理所的有关专家学者，倾听其他教授们的讲课。北京师大那种浓郁的学术氛围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撰写和翻译了100余万字的书稿和译稿，这意味着我几乎每天就是三点一线（宿舍、图书馆和食堂）。虽然毕业后只有40多万字的成果正式出版，但这种学习期间的训练，为我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我还于1987年被北京师范大学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硕士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济南，在山东教育学院教育管理系从事心理学教学和研究。1991年我被评为山东教育学院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底－1992年底我接受世界银行贷款去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教育心理学，在英国留学一年的经历使我的英语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也使我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回国后的第二年，我就下决心报考博士研究生，并于1994年成为吉林大学哲学系车文博教授的博士生，继续从事理论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史的研究。1995年4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建立，我担任了社会心理学系副主任，第二年又担任了系主任。在吉林大学这所全国名牌大学里，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许多学术大师的风采，处处浸润着深厚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学术思想的滋养，感受着浓郁的学术氛围。我被那些甘于生活清贫，却有着富足的精神生活的学者们的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也可以说，正是在那个时期，年过不惑的我，才真正开始把追求学术研究作为我的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吉林大学期间参与了导师的很多学术研究工作，《心理学大辞典》历经9年的艰辛劳动终于出版，“20世纪西方心理学大师系列丛书”（16部），《弗洛伊德文集》5卷本的翻译等，我的博士论文《存在心理学》就是在那里写成的。我在心理学这个知识的海洋里畅游，获得了许多心灵的启迪。
    1998年，我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跟随我国著名学者鲁洁教授和杨鑫辉教授从事人本主义心理学与教育研究。能够把心理学的理论知识和教育学结合起来，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西方心理学流派，确实给我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天地。南京师大这所百年老校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教育学科，尤其是道德教育在我国学术界有重要地位。2000年我协助南京师大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获得成功。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创办时那种上下一心，彻夜不眠、反复修改和讨论的热烈场面，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事业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博士后出站后，我留校在南京师大道德教育研究所，担任了常务副所长，后来又担任基础心理学博士点的博士生导师。在协助学校创办成功教育学一级学科自主设置的德育学二级学科之后，我担任了德育学博士点的负责人。2006年初我又协助学校成功申办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成功，并担任其中的二级学科思想与道德教育博士点的负责人。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学识水平和研究层次的提高，我开始和国际道德教育及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建立广泛的学术联系，这些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对我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使我的教学越来越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条治学之道给我带来的人生的改变和精神的启迪。
    2006年，我选择进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这所全国涉外院校的知名学府。我开始较多地给本科生讲课。每当我在讲台上看到同学们那一双双渴盼知识的眼睛，我总是在想，如果他们就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在大学里学到些什么呢？我们学校的心理学专业虽然弱小，但我们的学术追求和学术精神不应该弱小。因此，我总是努力要求自己把每一堂课备好、上好，努力站在学生们的立场上思考，如果我是他们，我渴望学到什么呢？有了这样的思想境界，我便努力要求自己，无论在课内还是课外，都要和同学们进行心与心的沟通，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困惑和难题。因此，每当同学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我总是尽可能地给予帮助。例如，给同学们开设有关学习和研究方面的讲座，帮助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和参加调研大赛，与心理学社的同学们一起在暑假去山区农村“三下乡”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增加了我和同学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也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使相当一部分同学对心理学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看到同学们在学习上的每一点进步，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一个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便油然而生。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并愿意为此付出毕生心血。